——记我的启蒙导师刘庆璋先生　　　　　　　　　　　                     　　　　　　　　　　　　　　　　　　　　　　　　　　　　　　                                                                                   吴子林   89中文

　　据说，苏格拉底初次遇见童年的色诺芬时，用手杖拦住了他，骤然问他什么地方可以购买市场上出售的各种商品。这个孩子知道购买商品的地方，十分有礼貌地回答了他。最后苏格拉底又问道：“哪儿可以买到‘高尚’和‘善良’？”……孩子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哲学家随即说道：“那么跟我来吧！”
                                                                            ——[英]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

    今年是我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一步步走来，比他人幸运之处，想来就是在人生的若干关节点上，总是适时地出现了苏格拉底式的“领路人”；他们“仙人指路”一般，将我引上了正途。刘庆璋教授便是我大学时代的“启蒙导师”，是我学术之旅的“领路人”；时至今日，我仍一直称先生为“恩师”。

    帕斯卡尔说得好：“人必须认识自己：如果这不能有助于发现真理，至少这将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生活，没有别的比这更为正确的了。”自从大一确立了“远大目标”后，我的大学生活就走向了规范化、秩序化。即便是最难听的课，我也从不“翘课”，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静静地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读书心得笔记。不管怎样，单凭这点我也应该算是个“好学生”吧（不过，当时有人调侃我为“小老头儿”）。当然，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长期坚持下来的。起初，我身边也有几个同学跟我一样痴迷文学，总是一同往师院书店和晓风书屋里跑，抢购出版不久的新书，跟我一道讨论专业问题。可是，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渐渐“淡出”，被所谓的“生活”折磨得斯人独“憔悴”了。

    乌托邦，是年轻人的一种特权。大学时代的人但凡有了理想，都是些年少轻狂、罗曼蒂克的。我也不例外，心里面时常想：“给我一个支点，我将……”。难就难在生活的内部总是深藏着某些暂时不为自己所知的东西，因此，所有的举动不免有些盲目、冲动，而易于陷入“失败主义”的旋涡，甚至可能因此一蹶不振。难怪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这根“苇草”之所以没有断折，还能不断“思想”着,行走在人生的边上,不能不归功于刘庆璋教授。

    首先，这还得感谢林继中教授。刘庆璋教授专攻西方文艺理论，原就职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上世纪80年代曾先后访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和哈佛大学，出版有《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史》、《欧美文学理论史》等专著；其中,《欧美文学理论史》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纵贯2500年横跨十余国的西方文论通史。1989年底,刘庆璋教授归国后想换个工作环境。林继中教授得知情况后，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人才引进刘庆璋教授到了漳州师范学院。林继中教授又听说89级有批学生酷爱读书，于是成立了个类似沙龙的读书小组，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活动；与之相配合,还编了一本内部刊物,并亲自题签刊名“书评”（据说，这本刊物现在还在办）。

    有一个周末，林继中教授与刘庆璋教授一同参加我们读书小组的活动，作现场的学术指导。林继中教授隆重推介刘庆璋教授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当时，我们正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中有些地方不好理解，大家展开了讨论，我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最后，刘庆璋教授作了非常精彩的点评，特别表扬了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刘庆璋教授发现了我这个“读书种子”，先生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先生。不久，刘庆璋教授给我们开设了“西方文论”课程。西方文论浩如烟海，没有掌握一定的知识背景，一般的同学是听不明白的。刘庆璋教授每次上课提问，能对答如流者寥寥无几。由于此前自己涉猎了不少相关学科的知识，常常主动发言，回答问题时往往能旁征博引，自觉地中西会通，所以颇得先生之首肯与褒扬。课后，许多同学都说：“你跟刘老师有缘啊，以后好好跟她做学问吧，做个优秀的学者！”

    记得我还在读高一时，有个同学就跟我说：“你很像个学者哩。”当时，我说：“学者？不就是读书人吗？你不也是吗？”那同学笑了笑，没再说什么。现在想起来着实好玩。叔本华说：“所谓学者，就是在书本里做学问的人。”读书仿佛就是在书中旅行，目接森罗万象，心游天地之间。对于一个初学者，在书籍的丛林里穿行是极易迷路的，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指示路径的“导师”，他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对年幼的色诺芬说：“那么跟我来吧！”自上大学以来，我杂七杂八读了一堆书，感觉特别凌乱，不成体系。刘庆璋教授的出现，让我眼前豁然一亮，未来的日子变得明晰了，确定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刘庆璋教授是我的引路人！

    于是，在一个周末，我和另外几个同学怯生生地去拜访刘庆璋教授。先生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是端茶，又是递水果，弄得我们几个学生感动得不得了。这是多么平易近人啊，一点架子都没有！随着话题的展开，大家都彻底地放松了，把自己的苦恼、困惑都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先生则不紧不慢地逐个解惑，并不时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启发、激励我们，传授我们学习的方法。也就是在这次访谈中，先生给我开列了一些阅读书目，此后，我便按图索骥地读书，基本把握了西方文论发展的整个脉络。

    刘庆璋教授是个治学非常严谨的纯正学者，对于学术总是抱着满腔的热忱，对于年轻人则总是待以宽容之心,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先生讲授西方文论，从不照本宣科，而总是先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再解析每个西方理论家的思想，然后请同学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作仔细的评点。有一次，先生让同学们各抒己见，有个同学站起来一开口就说：“我发表一下自己不成熟的观点……”，然后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一套一套的批判。我听着听着，感觉他根本就没有读过该理论家的著作，基本上是胡言乱语，实在是受不了这种“不学无术”啦！我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打断了他的发言，说：“XX的观点的确‘不成熟’，听他发言啊，就像我傍晚经常在九龙江畔散步时，看见了从上游漂浮下来的一堆堆沤烂了的树叶儿。”话音刚落，教室里笑声一片，还有几个同学“兴奋”地擂着桌子。我得意极了，颇有成就感。先生一个手势止住了大家的笑声，非常严肃地说：“在学术讨论过程中，大家应该互相尊重，不能以嘲笑、讽刺、挖苦的方式讨论问题。”听了这句话，我的脸刷地红了，顿时局促不安起来。先生接着说：“现在让我们继续听听吴子林同学的‘高见’！”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滔滔不绝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先生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一边听，一边点头。我讲完了，没有其他同学“补充”，先生就开始点评了，充分肯定了我的观点，并补充了相关的一些资料。临下课时又说：“目前，学术界在展开学术争鸣时风气不正，很多的论争都是意气之争，彼此相互人身攻击。我希望大家在学习过程中，不要受到这些不良的学风的影响。”

    从此，在以后的课堂讨论中，我再也没有犯类似的“错误”。后来，我踏入了学术界。这几年也卷入了一些学术论争，但是我基本恪守平等、自由、相互尊重的原则。唯有当论敌学品低劣、让人不齿时，我才偶露峥嵘，以鲁迅先生式的杂文笔法，剥皮式地“打击”之。更多的情形，则是从学理上细加梳理、辨别、论证，以理服人。这不能不归功于先生当年“棒喝”式的教诲。

    时光飞逝。大四上学期伊始，刘庆璋教授就推荐我报考杭州大学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王元骧教授的研究生。先生不仅给我写了推荐信，帮我联系了导师，还提供了王元骧教授赠送给先生的专著，以及其他参考书。正是有了这些宝贵的资料，后来我的专业成绩特别优秀（都在90分以上），只是由于英语成绩差分数线两分而名落孙山。1993年6月，在离校的前一天，我这穷学生抱了个西瓜到先生家辞行，先生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叮嘱我回到农村中学教书不要忘了专业的学习，准备来年再次冲刺考研。1994年，按照县教育局的规定，“见习”期间的我无法报考研究生。1995年，终于可以报考了。在先生的建议下，我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黄世瑜教授的研究生，可惜还是英语没有上分数线，又失败了。1996年，先生推荐我报考了福建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中国比较文学开拓者之一李万钧教授。有了前面两次失败的经验，这一次我信心百倍地参加考试。当时，我身在偏僻的农村中学，信息闭塞不通，不像现在有手机短信、互联网联络。一天，我正准备去教室上课，中学传达室的老师远远看见我，直冲我喊：“子林老师，有您的电报！”我赶紧小跑过去，拆开一看，是漳州发过来的，电文写道：“英语55总分368定录取刘庆璋”。我顿时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一路狂奔，一路嚷嚷：“我被录取了，我被录取了！”那情态像极了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了举。我的同事和学生们看了直纳闷，神情怪异地看着我。我忙不迭地逐个解释，同事们都为我感到非常高兴，学生们都愁眉苦脸、依依不舍：“老师，您能不能带我们毕业了再走？”……

    1999年，在硕士毕业前，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当时远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刘庆璋教授又给我写了封推荐信，我得以顺利报考了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批评家和教育家童庆炳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拥有我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1983年），在童庆炳先生的执旗领军下，有着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学术团队，它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在国内学界有着非常崇高的学术地位，以及辐射全国的影响力。经过一番异常艰辛的努力，第一次考博就成功了！我踏入了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在益智进德的过程中，整个人生也随之脱胎换骨了！

    陷入困境是个人发展的必经阶段，它给人带来一种新的理解生活世界的方式；而在困顿的生活中，由于有了诸多先生的耳提面命，则使我抵达了一个重要的边界。

    寸草春晖，师恩难忘！

    后来，我也成了大学老师、硕士导师，也像先生当年指导自己一样，对着茫然不知所对的年轻学子说：“那么跟我来吧！”于是，不少人走出了自我的困境，开辟了人生的新境——为此，我甚感欣慰。我相信，若干年后，我的弟子们会同样对着茫然不知所对的更年轻一代学子说：“那么跟我来吧！”……

    在这世界上，有一种永恒的精神，它必定会“薪火相传”下去！

    我相信！